篇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
问题研究新冠疫情下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与优化路径研究——以宁波、上海为例■尚凯丽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新情感需求以及专业化服务上则较欠缺。对老年人、婴幼儿以冠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暴露出来较多问题。本文总结及弱势群体的关爱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帮扶机制，对于一些了疫情防控中智慧化建设运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柔性治因灾因病致贫、服刑释放就业困难的特殊群体，较多地停留理短板亟待补齐、专业化水平不足、物业与居委会的联动性在金钱与物质慰问。在因人施策、分类指引、激发动力上做不足等问题，并借鉴宁波和上海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得不到位，未能在思想引导，就业培训等拔穷根、治未病的提出了强化大党建引领作用、完善顶层设计、加强队伍建设、治本之策上开展行之有效的积极探索。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创新治理方式和建设智慧社区等五个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命令、指令与规定性动作较多，汇集民意、征求意见、集中现代化的路径。民智的社会共治理念有待进一步强化。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神经末端，最容易采集和捕捉居民所系、所思、所想，一、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暴露的问题而目前基层治理柔性治理的短板较为明显，满足居民生活与情感需求的柔性治理与上情下达的刚性治理之间未能形成较(一)智慧化建设运维能力有待提升好的良性互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的成果以及大（三）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不足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确实给疫情防控带来了诸多便伴随着社会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的需求，各地加大利，但也暴露出多地普遍存在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和运维管了大学生社工招录比例，尤其是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社理跟不上的通病。老旧小区智能化建设水平较低，开放式小区工作者成为守护社区的中坚力量，重要性愈加凸显。但目区入口未安装电子控制系统，仅设置物理围栏，容易出现闯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在社会治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上都面临卡现象。智能化运维水平受资金、技术、机制、人才制约，着类似的困境：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率不高，基层社会治理在前期规划与顶层设计中的需求与地位考虑不足，后期运行专业化服务不足，缺少专业化人才，尤其缺少心理咨询服务、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有的小区虽已实现监控摄像头全覆盖，法律咨询服务、行政复议、仲裁等居民诉求多、可替代性差但监控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专业性社会治理人才。此外，社工、辅警等非行政事业编（二）柔性治理短板亟待补齐制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晋升渠道不畅，尚未建立稳定社会治理社区工作者围绕上情下达抓落实，在贯彻落实上级防工作人员的职称晋升与工资增长机制，经费保障跟不上，待控精神指示和推进上级疫情防控部署工作上普遍做得比较到遇水平与工作强度不成正比，专业型社会治理人才面临流失位，确保疫情防控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但在基层群众心理、困境。2021-51问题研究（四）物业与居委会的联动性不足等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其主要做法有：居民小区是居民生产、生活和活动的基本单元，也是基一是“一个核心”，即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轴心地位，使社区层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单元。小区物业管理具有“扎根基层、党支部在多元社区利益中，成为协调社区矛盾、处理各类问贴近业主、覆盖广泛”等特点，在社区日常管理中发挥了重题的强有力领导核心。二是“两个覆盖”，即做实业委会、要作用。新冠疫情期间，物业工作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按照应建尽建原则，推进符合时，参与健康码查看、体温检测等门岗值守工作，为社区封条件业委会党支部或党工作小组组建工作，使组建率达到闭化管理贡献了宝贵力量，但也暴露出了一些共性问题：物100%。同时建立社区“两委”和业委会双向任职机制、社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化物业与居委会、街道之间联动区党组织对业委会成员“人选把关机制”，提高优秀党员、“三机制尚不健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中物业管理参与基层长”“两委”成员业委会成员占比。还要以物业项目管理处治理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矛盾预防化解和市场化运作机制为重点，单独组建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打造“六有”阵地以及政府协同监管不够完善。这些问题与物业工作人员素质、（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在责任心、物业管理水平、物业工作者的年龄结构等因素密切不具备条件的物业管理处，社区党组织通过交叉任职、选派相关。专职党建指导员，确保党的工作覆盖到位、落到实处。二、先进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一）宁波：“分类治理、集群发展”的海曙实践海曙区探索“分类治理、集群发展”模式，打造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海曙样本”:一是精准分类，将社区从房屋建筑形态、居民群体特征、社会发展资源三个维度分为11类，精准全面体现社区特色。二是抱团形成“社区群”，将“产业集群”概念应用于社区治理，社区之间根据区位条件、和发展特色，抱团结成联片发展的“社区群”，打造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公益组织等党建特色群和党建示范片，服务半径500至1000米。三是清单式治理，梳理各类社区三张“社区治理清单”（包括问题需求清单、社区资源清单和治理任务清单），各小区形成“个性清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靶向治理。四是“五协”“六联”集群机制，社区群内社区之间形成就近协同、自愿协议、轮值协商、同步协作、服务协办、问题联解、信息联通、资源联结、项目联动、队伍联建、成果联享的发展协同与工作联动机制。(二)上海：“党建领航、红色物业”的闵行经验上海闵行区推进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融合发展、协同治理，有效破解业委会不尽责、运作不透明、管理不规范2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探究（一）以提升组织力为核心，强化大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纵向构建上下联动、高效运转的社会治理联动工作机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优化街镇党政机构和事业站所职能编制设置。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统筹推进街镇、社区党建、机关单位与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轴心作用、领导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横向构建多方联动同心圆,凝聚多方力量，汇聚基层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其他组织的引领性、联动性与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动性与示范性，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二）完善顶层设计，为基层治理减负赋能以街镇为重点，向上向下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理顺基层社会治理的权、责、利。不断推动城市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健全“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落实街镇对区级机关的考核评价权、人事建议权。加大编制资源向街镇一级倾斜，建立完善区级机关与街镇干部双向交流机制。优化社区服务中心功能，简化街镇、社区考核程序，杜绝高频次、多名目、重复性、重留痕、轻实效的考核，让街镇和居委会从繁重的材料准备、检查考核应对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治与服务本位。进一步增强社区自治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鼓励居委会在便民服务、弱势群体与特殊群体帮扶、民意汇集等方面因势利导、分类施测、柔性探索、精准治理，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三）强化队伍建设，增强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保障城乡社区工作者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吸引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过硬、群众基础好的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夯实社会治理的根基。一是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水平。定期开展社工实务培训计划，引导社工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逐步实现社工持证上岗。制定支持政策，吸引具有心理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行政复议、仲裁等居民需求量较大的专业人员加入社工队伍。搭建校社合作平台，与高校、职业院所合作，建立社区后备人才资源库。二是扩展社工成长空间。完善政府保障、社会力量支持的多元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提高社工、网格员待遇。健全完善“高级社工师”职称评价制度，创新人员编制管理，在社工职业发展、薪酬保障上给予更多政策支持。建立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定向问题研究招录社工绿色通道，吸引更多高素质、高学历、专业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四）创新治理方式，夯实基层治理社会化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培育多元治理主体，进一步激发群众自治内生动力。一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打造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开放空间，让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完成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变，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二是发挥乡贤示范带动作用。强化立德见贤，创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在乡贤组织网络、动态管理、乡贤回引等方面积极探索，进一步发挥德高望重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社区能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三是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做实机关干部下沉社区工作，发挥机关干部学历层次高、专业素养强、信息化应用水平高的优势，在社区轮值工作中多发声、多献智、多出力，扎实做好基层社区治理工作。建立红色物业联盟，创新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强化物业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自觉性。树立“大物业”理念，探索街镇、社区购买公共服务，在推进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集约化、高效化、共享化上更好的发挥物业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借助社会组织专业化、柔性化、特色化优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治理专项资金设置等多种方式，引导更多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方面发挥作用，更好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社区乡贤等“多社联动”。（五）建设智慧社区，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一是提升智慧化运维能力。将建设与运维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前期规划与顶层设计中充分考虑运维的需求与地位。加强后期运营咨询、设备维护、产品升级换代等服务，建设好、维护好、运营好智慧化设施设备，让智慧社区建设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二是提升整合智能化建设成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思维、共同运营模式，整合政务数据资源，满足社区治理、城市综合管理与物业智慧化管理相结合的需求。加快社区技防设施改造，实施“雪亮工程”提升计划，整合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探索民生服务、灾害分析研判、环境保护等新应用。完善区级、街镇网格化管理平台，整合民政、人社、综治等部分现有网格，探索“网格+”新模式，实现便民服务“一张网”全覆盖。加强基础信息动态采集，实现重点人群、特殊人群、高危人群分析研判、矛盾排查化解功能，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作者单位：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2021-521
篇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
第30卷总第145期Vol.30SumNo.145广东开放大学学报JOURNALOFTHEOPENUNIVERSITYOFGUANGDONG2021年第1期No.1,2021“半城市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突破——基于广东省九江镇的治理实践张秀（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122）【摘要】半城市化是我国乡镇城市化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生存样态，有别于业已完成城市化和尚未开启城市化的乡镇，其治理事务富含动态性与复杂性的特征，一直是我国基层治理的痛点。九江镇政府锐意创新、直击痛点，闯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党建引领、网格化+直联、群团三通道联结；平台整合下的智慧治理为主要内容的九江镇模式，为半城市化状态下实现乡镇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通路借鉴。【关键词】半城市化；基层治理；智慧治理；党建引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32X（2021）01－0032－06一、引言半城市化因其在社会、经济、景观方面的过渡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一直为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关注[1]，对半城市化的研究缘起于1936年路易斯(Louis)对柏林城市地域结构进行的研究，到20世纪40至5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城乡过渡地域”的概念，如城市边缘区(urbanfringe)、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urbanfringe)、城市周边区(urbanperiphery)等；戈特曼从大都市带视角下研究半城市化地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Gottmann,1957)；加拿大学者麦基认为，半城市化地区是指分布于大都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由小城镇和乡村相混合且非农产业发达的区域(McGee,1991)。国内关于半城市化研究的起步较晚，多集中于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的角度，鲜有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将乡镇治理置于半城市化的背景下来研究。事实上，处于半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农村社区等因其过渡形态带来的许多复合性、流动性治理难题，业已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阻滞因素。半城市化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形态，会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在规模化、规范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得到消解，但是我们不能去等待这个过程，而应积极探索有效治理模式加以应对，实现治理模式的突进，打造适合半城市化过渡形态的乡镇治理模式，推动此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解决。二、半城市化乡镇基层治理的多重面向（一）外来人口激增：资源竞争与流动治理难题半城市化乡镇面临的治理难题很大程度上是外来人口的激增诱致的。人是问题引发的起点和问题解决的终点，具有相同地域、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具有相似的问题引爆点和消弭点，针对这些相对固定的人群可出台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的制度规范和行政程序加以管理，这是在人口相对固定地区所采取的治理策略。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素质参差不齐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方面增加了当地的人口体量，成为经济发展所依仗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诱发和滋生了诸多复合叠加的治理疑难，增加了当地政府的治理负担。正如本文的研究样本九江镇，外来人口达到了10万，占户籍人口的50%以上，不可避免地面临地域有限资源的共分共享诱致的矛盾纠纷，集【收稿日期】2020－11－18【作者简介】张秀（1996－），女，陕西富平人，硕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粤视点张秀：“半城市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突破33中凸显在就业岗位的竞争和社会保障的共享上，外来人口会一定程度挤占本地人的就业、教育、医疗、保障住房、卫生等稀缺公共资源，使得本地区人口存在激进的排外情绪，如何处理好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成为半城市化基层政府所面临的突出难题。此外，外来人口激增诱发了出租屋管理问题，出租屋难以透明化管理，易成为治理死角，同时外来人口涌入也增加了人员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不法组织瞄准了城中村内数量庞大的出租屋这一治理死角从事电信诈骗、传销等非法活动，给当地带来了沉重的警务负担和安全隐患。外来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使当地政府难以充分掌握有效身份信息对其进行管理，成为半城市化乡镇治理的痛点与顽疾。（二）非农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引发的矛盾
纠纷半城市化地区通常有着区位优势和相当体量的非农经济，随着非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产生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需求，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这些需求吸引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水平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由此叠加衍生了更为多样化的矛盾：其一，由于土地增值带来的非农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矛盾纠纷：与北方落后地区企业主要来源于招商引资不同，半城市化地区的许多民营企业大都从本地乡镇企业发展而来，许多乡村都建有村级工业园，拥有规模庞大的集体经济资产，这些地区往往距离消费市场较近，区位优势明显，土地价值更高。围绕着高地价带来的高地租收益和区位优势，集体经济收益猛增，引来基层利益群体参与争夺，诱发了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其二是相应的“外嫁女”分红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此外还有一些退伍老兵的权益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往往演化成为群体性的上访，甚至出现以闹大的方式吸引上级政府的注意力资源[2]，给乡镇政府维稳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痼疾。（三）传统治理模式与治理现实的脱节半城市化乡镇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点集聚，即出现众多分散在辖区各个人口高度集中、出租屋遍布的城中村和低城市化水平的集聚。完全城市化或者高度城市化则表现为面集聚，即形成集中连片的资源、人口、财富聚集区。点集聚带来的典型弊端便是治理重心过于分散，难以集中资源实现有效治理。面集聚对接的是城市现代化治理，这体现在规模效应下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规模化提供和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城市现代化治理是高效和有力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众多点集聚联结成为面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治理模式应对半城市化的疲软。传统乡镇治理模式是政府中心主义的、封闭的、高度集权和低效的，而半城市化样态下乡镇所要处理的事务往往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传统的乡镇治理模式已经与半城市化样态下的乡镇治理现实脱节，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成为半城市化阶段乡镇治理低效的主要诱致因素。三、半城市化基层治理的九江模式九江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面积94.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93万，外来人口约10万，下设19个社区居委会和7个行政村，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约20万人，201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37.89亿元。虽然大部分村庄已完成了村改居，但是并没有就此实现城市现代化治理，大量流动人口聚居在城中村的出租房内，成为流动的治理难题。九江镇集体经济发展快速，部分乡村集体经济总额已经过亿，属于典型的“半城市化”乡镇。九江镇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应对半城市化阶段乡镇治理中的复杂性、流动性难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其内容发现，主要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党建引领、网格化+直联、群团三通道联结；平台整合下的智慧治理；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组织方式、治理技术方面给“半城市化”基层治理提供了样板和通路借鉴。（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理念是行为的先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政府中心主义”的突破，“政府中心主义”表现为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权的垄断和政府视角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中心主义”指导下的乡镇政府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单核，既“掌舵”又“划桨”，与社会之间是单向度的沟
34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30卷总第145期）2021年第1期通，往往是政府供给什么，民众就只能接受什么，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供需失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则强调，“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共服务以民众需求作为设计、供给的核心标准”[3]，并且要根据特定时期的人民需求提供必要的公共政策以纾解人民之困，满足人民所需[4]。此外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通过群众与公共组织的合作来最大程度满足人民需求。九江镇政府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如街坊会、志愿组织、行业协会、乡贤、侨胞等，通过这些积极治理成分的加入，锻炼了他们的公共精神和志愿互助精神。此外，当地政府采取一系列便民措施，急人民之所需，大力推行网格化平台建设，开设服务热线、推动党员户联系，确保各类群众诉求及时得到反馈和处理，并且将评价权赋予人民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九江镇政府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积极吸收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治理因子,在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和承担兜底责任的条件下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商共享共建。除发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团组织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吸纳作用以外，还充分发挥自身的侨乡优势，引导侨胞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这些侨胞以乡贤身份回归，回乡投资并且建设公益学校和医院，疏解了政府单一主体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发挥权威协调和仲裁作用。九江镇政府重视利用熟人关系设立街坊会来带动居民自治和涵养居民公共精神，现有街坊会20个，由街坊会主导的项目共17个，依托项目的运行，系统培育街坊会骨干的公共精神及对社区的自管能力，拓宽街坊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并通过项目竞标来培养居民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引导他们从关心个人事务延伸到关心集体事务。此外还开展社区社会组织联合行动，为有共同议题的街坊会搭建互助分享的平台，对于发展较好的街坊会，组织有相似难题的社区进行学习借鉴、召开项目座谈会、成效分享会进行经验交流推广。九江镇组织的“党员+社工+志愿者（熟人志愿者）”的关爱支援团队,内设小分队14支为64个重点对象服务，通过社区联席会议、日常沟通反馈的方式，多元主体联动解决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分别从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士提供关爱支持服务。这些街坊会、志愿团队等社会组织吸引了来自基层社会各个阶层群众的参与，其中包括同村弟兄、邻里、心理咨询师、热心厂企业主等，极大地锻炼了基层群众的公共精神和互助协作精神，激发参与热情，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自治活动中来，减轻政府的治理负担，推动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三）党建引领、网格化+直联、群团三通道联结除利用体制内的职能部门进行直接渗透的直管方式外，九江镇政府在治理资源缺乏并且受制于行政编制的刚性约束暂时无法扩编的情况下，借助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吸纳整合动员作用来强化对村居的管理和服务，其主要经验可概括为党建引领、驻点+直联+网格化、群团三通道联结。在党建引领方面，发挥党组织的吸纳和联动作用实现对村居的管理和服务。全面实行“一肩三挑”后，村党支部书记兼任经济联合社主任和村委会主任，党组织在三个组织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各村居党委都是直接从属于镇党委，并接受其领导，这保证了党的政策和各级政府的各项制度要求在村居得到贯彻和执行。同时九江镇推行的“党员户联系”基本实现了每个党员均参与联系群众，每户群众均有党员经常联系，将每一位村（居）民都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与服务之下，确保每位村民的意见和需求得到及时上报和处理。还形成了“驻点+直联+网格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实现了新技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嵌入，通过街镇干部驻点村居这一传统方式来落实确保街镇的各项决策得到落实，解决了村居执行力不足和权威缺失问题。通过建立“直联”团队加强巡查和处理，力图将矛盾纠纷等综治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此外也通过群团系统加强自身的影响力，例如“镇妇联通过‘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共建美家’行动发动广大妇女参与人居环境改造，采取主题讲座、议事厅、论坛等形式，广泛宣传
南粤视点张秀：“半城市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突破35人居环境改造的重要意义，通过妇女影响家庭，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的整治”[5]。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对特定群体的影响作用，推动相关政策得到积极响应和落实。（四）平台整合下的智慧治理在互联网时代，政府改革与技术变革是双向互动的[6]，一方面，政府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新变革对其职能、结构和运行方式进行重构，以应对和回应互联网时代复杂舆情，防范其演化为公共危机事件；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也给政府带来了提高其行政效能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在互联网平台的整合下实现了线下人民群众与线上政府工作人员的双向持续互动，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所谓智慧治理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平台搜集、整合、处理来自辖区内各个移动终端用户所上传的各类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比对、研判、筛选，最后提取出有效信息对其发展趋势、内在规律和与其他事务的关联性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以更接近于人民群众真实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样态。互联网平台还能起到规范和监督作用，可实现对集体资产的全流程监控和对村干部涉及的账务问题进行监督，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和村干部的腐败行为。九江镇的智慧治理举措包括网格化平台、三资平台和智慧流管的建设。网格化平台通过将辖区划分为6大片区97个治理网格和27个工作站（覆盖各村居和工业园），覆盖率达85.17%，通过网格化平台将搜集到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并发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去归口解决，并跟踪问题处理的进展，直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并且群众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进行投诉，改变了以往老百姓在同政府打交道时的被动局面，使老百姓掌握了对于政府行政行为及结果的评价权。三资平台主要针对的是半城市化阶段的土地流转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问题。在三资平台建设方面，实现了数据“三对接”，率先实现交易平台和财监平台集体资产和在管合同100%对接，避免了资产信息不对称，确保了平台资产收益可知、可控。同时，通过股权平台制定分红方案并与财监平台对接，确保了分红审批金额与发放金额相一致。通过后台监控，有效解决了外嫁女权益问题。九江镇通过资产、合同、票据、分红、审批“五关联”，创新运作流程，实现“三平台”数据互通、环环制衡，保障了农村集体资产效益最大化、运行公开化、监管实时化。目前，九江镇共有农村集体311个账套，18.41亿元集体资产，1.2万份在管合同，8.7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纳入监管，全面规范了农村“三资”管理，将集体资产、集体经济收益和分红置于三资平台的整合和监控之下。九江镇针对半城市化阶段的出租屋整治和流动人口管理难题，探索实施了“智慧流管”工程。以视频门禁为抓手，建立“大巡查”体系，对辖区内的各大中型出租屋实施全覆盖无死角的监控并及时上传动态数据，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管控质量。智慧流管平台与网格化平台实现了互通，按照“一员一格一责”标准配备网格员，实现网格有人管、人管有责任，密织了覆盖辖区的数据监控巡查大网。镇流管局通过安装“智慧流管”后台指挥监控平台，实现了对全镇82个网格每天录入数据和走访轨迹实时追踪监控，通对“智慧流管”后台指挥系统数据的研判，分析各项工作的变化规律和发展态势，找准对一段时间内易发高发频发的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实用性、长效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各种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理，将隐患清理在萌芽状态。四、对九江镇治理模式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反思（一）技术赋能与社群协同双向发力提升治理效能学者周雪光认为，执政者执政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7]。提高效率即以更少的行政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高质量公共服务，这启示我们从减少行政成本着手，在公共服务产出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使效率得到相对提升。行政成本是站在政府角度上来讲的，站在群众角度上来讲即为群众的行政负担，即民众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要承受多方面的行政负担，包括学习成本、服从成本和心理成本[8]。因此缩减行政成本要双向发力，不仅要缩减政府行政成本开支，还要减轻老百姓作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行为中所担负的行政成本。在九江镇治理实践中，36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30卷总第145期）2021年第1期表现为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和政务服务创新等技术手段的实施进行双向发力。借助各类互联网平台的使用，不但减少了实体部门的绝对规模，而且方便了群众，“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此外也设置了许多村居级便民服务站，减少了群众办事的负担。在对待吸毒人员上，充分利用党员、社工、和熟人志愿者组成的帮扶团体，减轻了吸毒人员的敌对心理，缩减了这类特殊群体的心理成本。在缩减服从成本上，则高度重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通过党员户联系和驻村干部、网格员以及群团组织三通道对于上级政府和镇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信息及时传递，使得群众对于相关政策形成较为深入的了解，缩减了群众的服从成本和学习成本。同时，效率的提升还要求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需求愈指向教育、医疗、生态等方面，并且在半城市化地区如何满足外来人口对于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一直是一个难题。在九江镇治理实践中，当地政府一方面新建学校满足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实行“积分入学”政策，即是对本地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外来人口都会根据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积分，根据积分依次排序获得入学机会，这极大了纾解了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矛盾，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显著的治理成效。（二）党建引领组织化的民主参与激发自治效能降低统治风险实现的关键要素便是民主，民主是社会稳定的解压阀，通过多样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处于信息链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得到了伸张，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得到了巩固。但是民主参与常陷入低效怪圈，群体决策往往是低效的，并且长久以来老百姓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高，对于集体事务漠不关心，引致许多基层自治机构没有发挥其预期的作用与成效。并且在“送法下乡”背景下，村民习惯使用司法手段维权，这挤压了自治机制对居民矛盾纠纷的纾解作用，尤其是个别群众为了一己私利不断越级上访，意图通过闹大吸引上级关注，在维稳一票否决的高压态势下，基层政府被民意裹挟，这种“谋利式上访[9]”严重干扰着基层社会治理的秩序和效率。如何协调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执政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九江镇模式给我们的思路是利用党建，基层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器，基层党组织可以积极发挥其组织吸纳、整合、动员作用，带动群众有序参与到基层自治活动来，并通过党委对乡镇和村居的全局领导来稳定基层社会治理的秩序，这与其他基层社会治理先进地区的党建引领基本相似，也是我们党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并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新修订的《农村工作条例》明确鼓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经济合作组织主任，这使得党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更加突显。未来，在党委的统筹领导与细心呵护下，村（居）民自治将得到长足发展。五、结语在互联网时代，半城市化的乡镇必须紧抓机遇，在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屋整治方面突破传统治理思维，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代替人力，通过网格化、党员户联系将辖区内的每一户居民囊括在治理网络内。还要推动三资平台建设，在集体经济资产的盘点和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的落实、集体经济资产的去向监督方面发挥平台整合和监督作用。技防要和人治相联系、相配合，最终基层社会治理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治理意识和科学化的治理诉求，充分利用基层社会的积极治理因子，如街坊会（熟人）、志愿组织、行业协会、乡贤、侨胞等，面对不同的矛盾纠纷，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组合搭配组成帮扶团队，并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化解基层社会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创建互助和谐、治理有效、环境整洁的基层社会治理生态，以及时有效地消解半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复杂性的治理疑难，打造半城市化乡镇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和通路。【参考文献】[1]马恩朴,李同昇,卫倩茹.中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机制探索——以西安市南郊大学城康杜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6,（7）:816-828.[2]韩志明，问题解决的信息机制及其效率——以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为中心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南粤视点:86-92.（4）张秀：“半城市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突破37[7]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J].社会，2014，39-50.（6）：[8]MoynihanD，HerdP，HarveyH.AdministrativeBurden：LearningPsychological，andComplianceCostsinCitizen-StateInteractions［J］.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2015,（1）43-：69.[9]郑永君.属地责任制下的谋利型上访：生成机制与治理逻辑[J].公共管理学报，2019，41-56.（2）：
责任编辑：
田园）（[3]郁建兴,黄飚,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如何可能——基于改革的经验[J].政治学研究，“最多跑一次”2019,（2）:49-61.[4]侯学华.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经验[J].人民法治,2019，22-27.（4）：[5]许珂，周伟.职权统合、新单位制与角色悬浮：街镇扩权的一个解释性框架[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0，（4）：49-57.[6]李文钊，理解中国城市治理：一个界面治理理论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9，73-81.（9）：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ofSemi--urbanization:DilemmaandBreakthrough——BasedontheGovernancePracticeofJiujiangTown,GuangdongProvince(Nor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Xi"an,Shanxi,China,710122）Abstract:Semi-urbanizationisatransitionalmode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inChina"stownsandvillagesanditisdifferentfromthosethathavecompletedurbanizationorhavenotyetbegunurbanization.Itsgovernanceaffairshasbecomealong-lastingprobleminChina"sgrass-rootsgovernancebecauseofitsdynamicsandcomplexity.TheauthorstatesthatJiujiangtownshipisapioneerofgovernmentinnovationasithasexploredmultiplegovernanceapproachwhichisdominatedbythegovernment"sworkundertheleadershipofthree-channelcoupling,platformintegrationofthepartycommitteeofwisegovernancemode.Thisnewmodelhasshedlightonourtownshipurbanization.Keywords:semi--urbanization;grassrootsgovernance;intelligentgovernance;partybuildingguidanceZHANGXiu
篇三：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
CENTRALISSUE区域治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沈阳工程学院法学院张梦琪*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分析可发现，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理念不新、体制不畅、联动不够、队伍不专等问题。要通过思想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法手段创新来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目前，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这关键时期将要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因此，社会治理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基层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脚步严重影响着国家整体发展水平。要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石，要让基层人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社会环境，让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进程追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就要全面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因此，这项工作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基层社会治理不仅关乎人民群众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也直接影响国家治理发展进程。国家大环境对社会生产经营影响非常重要。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能有效运行，社会治安水平将不断提升，人民必定安居乐业。但是目前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一）理念不新目前，多数基层地区将大部分资源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工作理念落后，仍然实行老办法，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面临新问题、新矛盾无法解决，无法承载此项工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无法主动预防预测预警风险，更谈不上事前介入，源头化解风险，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二）体制不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有国家制度，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规，才能使各项工作持续、稳定进行。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治理工作盲目、无沟通的进行，在具体工作中部门之间互相推让，导致治工作效果不理想，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小矛盾日积月累变质，导致基层大问题出现。（三）联动不够基层各部门之间联动不足，考核方式不够科学。各部门之间工作上没有联系，只??文章编号：2096-4595（2020）50-0026-0001俱进，要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完善已有的治理工作方案，制定新的领导小组，政府可以主动邀请有权威、有实力的企事业等相关人士进行辅助工作，做到合理有效的多元治理。同时，制定多种合理有效的工作机制为基层社会治理保驾护航，社会各企事业、自发组织等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共同为一方水土出一份力。人民群众是基层主要人员，更是推动社会治理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不仅要遵纪守法，还要自觉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三）方法手段创新对于基层来说，事多事杂，力量少，工作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已成为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那么，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要加快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中心建设。利用好现代网络信息时代资源，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平台，实现信息多部门共享、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更方便、更快捷、效率更高。三、结语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艰难的、持续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创新，为国家治理工作尽微薄之力，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生活环境。参考文献[1]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11-17.[2]赵丹娟.浅谈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N].云岭先锋网,2019-4-12.[3]韦仁忠.协商、统战、法治:社会治理创新的三个维度[J].理论动态,2015(31):13-20.看到自身部门的利益。有些问题一个部门无法独立解决，必须借助多个部门联调联动，但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之间没有有效沟通，造成“政出多门”“不贴合实际”的情况。很难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治理。（四）队伍不专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干部队伍年龄差异、素质差异明显，导致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干部队伍整体水平较低，缺乏优秀领导者和执行者，随着社会迅速发展，城乡差距加大，年轻人追求高的生活水平，多数走进城市。随之，基层社会治理队伍逐渐走向老龄化，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工作，基层社会治理不仅没有新进展、新突破，还严重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因此，队伍建设问题值得重视。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思想理念创新任何工作都需要精神支柱，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口号不仅要喊得响，还需要真真切切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牢牢将“为人民服务”意识印在脑海，真正将人民所想、人民所需挂在心上。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改变以往固定治理模式，走进人民群众中间聆听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改变和创新切合实际的新治理模式。其次，基层治理需要突出系统化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直接受益方是人民群众，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正确引导广大群众和鼓励社会各企事业广泛参与，共同打造和谐的社会大环境。最后，我国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理念要认真贯彻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树立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运用法律手段更好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二）体制机制创新为了更好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了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步伐，治理理念要与时作者简介：张梦琪，生于1988年，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L20ASH003）阶段性成果26
篇四：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
乡村治理问题存在哪些??？有哪些现实难点？乡村治，天下安。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市场和政府关系，城市和乡村关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了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也?临很?的挑战。党的?九?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标，“产业兴旺、?态宜居、乡风?明、治理有效、?活富裕”，乡村振兴20字?针，明确提出乡村治理要有效。2019年6?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加强与改进乡村治理总体?标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和谐有序”，再次强调要“治理有效”?简意赅地指出了现在我们乡村治理仍需要努?的?向。但当前的乡村治理存在?些现实难点，制约着乡村治理有效进程的脚步，具体是哪些呢？接下来就和美丽乡村公司的?编?起来了解?下吧。难点?：?治?平低??农村地区是践?村民??当家做主的村民?治制度，但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相对城市来说并不优越，有些?还受基本?活的困苦，因此对?治和权利表达关?较少。另外?治需要?化基础，?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对?治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先天的缺陷，再加上后天条件的不?，导致了乡村治理?治?平低。难点?：传统的治理?式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中国乡村社会很?程度上是“熟?社会”，?前可能转换为“半熟?社会”，传统乡村治理采取的是村民?治和乡村德治的模式，?当前的这样的治理模式凸显出其局限性，乡村治理问题的从单?到多元的转换，乡村社会?员流动性的加?，旧模式已经?法满?新时代的要求。难点三：治理“?政化”现象明显在乡村社会中，?多数村民即使知道村民?治制度，但依旧会认为“村长”、“村?书”才拥有话语权，习惯性按指令?事，把??当做下属去执?命令，从?份上、?为上形成了“?政化”，这不符合村民?治的性质，也造成乡村治理难度上的加重。难点四：“空?化”严重，治理主体缺失?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者。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优秀的青年群体选择?农岗位就业，乡村的精英?才不断流失，空?村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村社会逐渐从熟?社会转变成陌??社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有头脑有思想的?带领，市场企业在农村很难成长，这些都给乡村治理带来不少挑战。乡村治理是我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随着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需要与时俱进，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是解决传统乡村治理难题最佳的途径。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路途中的?员，美丽乡村公司以国家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以“?中?、三平台、N应?+市场化运营”的乡村治理体系，着?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临的现实问题。平台集“数字治理、数字产业、数字服务”多个模块，可实现“应急指挥、城乡管理、?常监管、数据共享”等调度，成为全链条、全时空、全?位的可视化基层治理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运?，精细化和智能化相融。同时，平台还重点延伸村级治理服务平台建设，通过群众?机端APP收集问题和开展服务事项，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推荐访问: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 难点 基层 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