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完整社区以物业党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李岩张雷理的方式，新建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18个，覆盖企业34家；开展“红心物业”示范企业创建行动，每年对新成立党组织集中授牌，制定创建标准，表彰一批精品物业党建服务项目，以党建引领服务质量提升。党组织覆盖居住小区。在走访摸底基础上，鼓励党员主动亮出身份，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同时配强小区党支部书记，优先选任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并通过单建或联建方式分类组建小区党支部，确保应建尽建。烟台市“红心物业”创新实践基地暨?“红·牟”物业党群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二、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为城市基层治理聚“力”整合“双报到”服务资源。将物业服务矛盾纠纷纳入党员“双报到”服务范围，打造“随叫随到”网上服务平台，构建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部门接单、随时抢单、实时晒单“五单式”服务模式，建立“社区—街道—区—市”四级联动机制，推动报到单位资源精准下沉。创新开展“服务红心惠”积分活动，激励党员志愿者以服务赢积分，以积分兑优惠。整合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开展第三届“红扬牟平·益路同行”社会组织公益创投，紧扣“红心物业”主题，将社会组织力量引入物业服务领域，共评选出“温馨壹家”扶老助老等14个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缺失问题，以社区为主体，孵化培养社区物业服务型社会组织，目前已孵化培养老班长工作站、阳光爱心服务队、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等12个。统筹推行“简益”物业服务。对物业服务缺失的老旧小区，优先由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企业，实施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对市场失灵、自治失效、管理失序的老旧小区，由街道统筹实施“红色简益物业”，聘请专业保洁人员或物业企业，依托社区民警或警务助理，开展保洁、保安等基础性物业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认识规律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以推进“红·牟”物业党建135工程为突破点，着力构建完备高效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群众满意度、幸福感明显提升。一、党建引领组织覆盖为城市基层治理建“核”为确保党建引领，针对三类组织工作特点，不断加强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切实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党组织领建业主委员会。抓实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结构建议权、人选建议权、资格审查权三项权力，将党员比例不低于60%写入文件办法；优化选票设置，将党员排序在前，提高当选率；制定正负面清单，对于存在负面情形的候选人“一票否决”。在全市率先成立物业行业党委，通过直接管理或双重管2020-232完整社区三、党建引领平台建设为城市基层治理筑“基”建强物业党群服务阵地。区级打造占地2000平方米，集党建服务、行业服务、群众服务于一体的“红·牟”物业党群服务中心，着眼于破解物业服务提升难、业主委员会组建难、老旧小区管理难等城市治理难题。同时，以物业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居住小区，打造8处物业党群服务驿站，夯实物业党建前沿阵地。打造标准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深入推进党群服务阵地体系标准化建设，重点推进政务审批服务事项、服务网络的下沉延伸，打造集学习教育、活动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性、开放型阵地，每个社区均打造了一处不低于600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面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探索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依托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建设区、街道、小区三级智慧物业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党建、城2020年8月，牟平区召开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服务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民情议事会30“红·牟”物业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市治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开发物业投诉、政务办理等多项功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四、党建引领自治共治为城市基层治理兜“底”多网合一兜底工程。按照300～400户的容量，科学划分网格168个，同步推动民政、综治等其他网格与党建网格多网融合。健全完善“社区党委—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体系，真正推动党建向楼栋延伸、向末梢扩展，把党的工作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截至目前，已在全区挑选出楼栋党小组长2026名、党员中心户3886个。居民自治互动工程。推行组织细胞化、管理民主化、服务自主化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每个居民楼栋推选出一支由楼栋长兼任组长的自治小组，负责日常信息收集反馈；依托小区党支部主题党日，召开民情议事会，邀请社区工作者、小区自治小组、小区能人列席并参与重要事项的讨论和表决；每个小区成立志愿服务队，参与基础服务，形成“我事我办”的自主服务态势。协同共治实践工程。依托物业党建联席会议，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共商共议物业服务管理难题，并在社区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发挥监管职能，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企业履行职责。对环境改造、公共设施完善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三议一审两公开”决策流程。建立服务评价制度，引导业主合理选择物业企业，对满意度不足80%的业主委员会，依法终止其成员资格。（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篇二：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共治与自治互动是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关键
社区共治与自治是社区治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良性互动才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街道松云水苑居民区开展社区自治与共治有效互动的实践证明，提升基层社会共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之策。
一、社区共治与自治中的失衡与冲突
随着社区服务管理功能的不断增强，社区自治与共治联动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当前社会体制机制的弊端，社区自治陷入委托—代理的困境、自主权的困境和社区党政关系等困境之中。因此，只有认识到二者一致协同与冲突失衡，才能更好地界定和整合基层社会不同治理模式。
（一）冲突与失衡。社区治理主体有社区（街道）、居民委员会、业委会和居民自治组织等，社区（街道）是社区治理的行政主导方，是具有行政权力和各类资源的共治，业委会等自治组织是典型的自组织，是社区自治的内推力，而居民委员会是基层共治和自治的组织桥梁和纽带。理想的结构是社区（街道）是主导，居委会建设是支撑，居民自治是基础。但是实际上社区自治与共治中经常面临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社区居民多元，利益需求多样。社区中有居民、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构成的纵横交错的互动网络，由于社区人口的流动化、人口的老龄化，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出现多样与冲突。二是居委会行政化明显，自治能力不足。作为社区自治主体的居委会，经常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严重。居委会实际上已成为社区（街道）及其工作的承受者和操作层，主要为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甚至居民委员会的选举考评都由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控制管理，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居民自治。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行政化的趋势下大部分落空，而出现了居民自治中基于物业产生的业委会在开展自治。三是自治与法律打架。基层自治在实践中由于过分倚重投票，反而出现了以多数人投票的形式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也有通过民主的形式通过与法律规定相左的协议，或者超出民主自治的范围行使民主自治，民主自治与法律打架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
（二）治理困境。所谓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共同管理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治理是否有效重要标准就是能否解决社区居民面临的各种难题，有效治理不是没有问题，或者预先解决好一切难题，其关键在于能够提供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制度通道。以笔者亲身经历所见，现实中社区治理面临种种无解困境，制度设计纷纷落空，集中表现为：一是“邻避主义”。大多数人对社区公共事务不关心，平时不参与，也不积极配合，但是一旦和自己的利益有关，反而过度参与、非理性维权，对业委会每一项事情都是怀疑、质疑，让一些热心为居民服务的人心寒退出。二是“公地悲剧”，只关注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对公共区域的环境、绿化置若罔闻，基本的文明素养缺乏。三是“沉默大多数”，大多数人不参与，不发言。个别人的参与成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甚至左右结果，一些小区业委会很难选举产生。四是法律困境，对居民区自治规则不认同，投票产生的决议也不能执行，社区（街道）和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很多事情都会在拖延低效的不作为执法面前而抵消。
（三）成因分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第二，成熟完善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第三，足够的社会空间。当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实行居民自治的条件，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居民自治还很不成熟。一是社区治理体制不顺，顶层设计缺乏。城市管理事务下移，街道层层分解，居委会不堪重负；继而导致居委自治能力不强，其原因是顶层设计不明确，居委会自身身份模糊，居委会减负效果不明显。二是治理主体责任不清，功能发挥受限。社区治理主体相互交叉，治理主体多元，但是居民有了问题还是会碰到踢皮球，根源在于责任主体不
明确，条块关系不顺，基层社会的社会矛盾化解功能衰退，矛盾不得不上交。三是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共服务短板。由于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社工人才严重短缺，以及志愿精神不足等，居民自治缺乏社会组织依托，居委会一旦专注于自治决策事项，居民的服务需求则会落空。四是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淡薄，缺乏内在动力。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与者大多是老年人和待业在家人员，大量的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缺乏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责任意识，大多数上班族仍游离于社区活动之外，参与群体的单一性制约了社区建设和发展。
二、松云水苑社区共治与自治的实践探索
广富林街道松云水苑居民区是松江新城有名的“民工小区”。从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角度看，松云水苑居委会在街道和居民之间穿针引线，巧妙解决了复杂的社区治理难题，其背后的逻辑就是社区共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发挥基层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效能。
（一）依法治理，建立居民共同的自治规则。依法治理是前提，共治与自治都需要在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上，这样才不会乱了章法，也避免了一事一议，无章可循。20XX松云水苑作为松江区“群租整治”的试点小区，以“四位一体”为核心，居民代表为骨干的小区“议事园”发挥了有效的自治作用，通过了“全体业主大会关于群租整治的决议”，修订了《小区管理规约》，“决议和规约”作为小区的“宪法”，紧紧依托居民自治为抓手，为打赢整治“群租”战役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居民的参与热情势不可挡，小区也已甩掉“民工水苑”脏、乱、差的帽子，呈现出管理有序、和谐相处、快乐生活的新气象。
（二）民主治理，成立民主议事平台。涉及到居民利益的事项要让居民议，大家参与协商来解决。“松云议事园”是小区民主议事的平台，居委会从每个租赁户中选派一名代表纳入“议事园”，通过召开座谈会、宣传政策法规、商议小区事务等形式，增强他们自我管理的意识，并引导他们做好同户室人员的宣传思想工作。松云水苑居民区通过搭好“议事园”平台，让社区群众参与社区自治，居民自己出想法、出技术、出制度，使困扰已久的群租问题迎刃而解。居民还通过“议事
园”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决议，如针对业主装潢敲承重墙的现象出台了《小区装潢与违章搭建交付文明保证金的办法》；针对租户高空抛物、破坏门禁、拆取消防设施等现象，出台了《防“群租”对租户收取文明保证金的决议》；针对部分出租房业主不按时缴纳物业费的问题，出台了《关于租户代缴物业费的决议》；为了规范会议召开流程，出台了《业主大会召开具体程序和责任分工的决议》。这些“自治”决议，收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也让居民知道小区正在做些什么，居民应该享受的权益和应尽的义务是什么。
（三）共同治理，搭建联席会的共治平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和政府的主导始终是关键。坚持群众当家作主，组织群众有序参与，必须有合适的组织和活动平台。为此，松云水苑搭建了“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平台，当居民有诉求时，先要召开“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提出诉求者、相关居民代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自治工作团组”相关负责人都要出席。他们讨论并决定是否就此诉求召开相应“听证会”或“协调会”。在听证（协调）会上，诉求者可提出更详细的意图或方案。会后，“自治工作团组”会把会议内容传达给每户居民，征询意见，以实现全民参与。
（四）居民自治，培养社区居民自治骨干。群众自治工作的关键不仅是要鼓励党员参加社区建设，成为群众自治工作的核心力量。同时，社区党组织也要不断挖掘群众自治带头人，在社区文化、社区维稳、社区服务等方面发现和培育一些“社区领袖”，带动和凝聚一大批居民群众，推动自治工作的健康发展。比如，松云水苑太极拳、舞蹈队等团队负责人都是社区文体活动阵营中名副其实的“社区领袖”。居委会还在楼组长、在册党员、教师代表中选出热心公益事业的居民，成立了“临时业主代表小组”，弥补了由于业委会还未成立而存在的解决小区事务的空缺。同时，与8位大学城教师代表建立网上信箱，定期牵头召开教师和物业公司座谈会，共同献计献策，形成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五）团队自治，大力培育社区自治团队。有效的自治需要组织
的有效参与，社区团队则是居民组织参与的中间桥梁。松云水苑居民区设立5个自治团组，包括文明创建、综合治理、环保护绿、文体教育和关爱互助，成员皆由居民组成。居委会借助社区网络招募、居民自荐和互荐等方式，吸纳了相关居民加入其中。根据居民兴趣和社区需求，在5个团组下，又设立了近20个小团队，如环保护绿自治工作团组中，就有爱绿护绿服务队、清洁家园服务队、垃圾分类服务队等不同小组。自治团组独立“运作”，定期召开例会，交流工作，商讨下一阶段活动安排。自治团组是居委会开展工作的延伸和助手，原先不少由居委会承担的事，都“赋权”给了自治团组，这也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三、用自治与共治联动实现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协同
（一）三位一体，厘清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一是多元共治。在三位一体共治格局中，社区党组织主要是发挥政治优势，发挥好党组织服务和利益诉求表达功能，居委会要发挥居民自治优势，发挥好直接联系服务居民的纽带优势，业委会要发挥其物权利益优势，发挥引领业主合法理性自治的优势。二是党组织主导。要防止九龙治水，必须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党建活动，不是替代不同治理主体的依法治理行为，而是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要给居民以组织依靠和支持，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提供协商的平台。社区党组织应该在共治与自治中发挥价值引领等作用，引导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交融互动、共同发展，实现最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三是形成治理体系。对政府来说，就是要发挥主导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建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真正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提高自我管理、依法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各种利益机制的和谐稳定。
（二）协商治理，搭建自治共治交融互动新格局。一是搭建区域化协商治理平台。依托党组织的整合凝聚优势，发挥执政党优势，体
现权威性共治，通过党建联建工作加强社区不同性质单位之间的联系，强化党组织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商治理，整合街道（社区）辖区内的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通道。按照纵向到边，横向到底的原则，依托信息化和网格化的管理手段，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覆盖，从而体现协作性共治，通过多部门的合作过程，解决单个部门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三是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即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和效果的最优化。建立包括政政协同、政社协同、政企协同、多方协同的社区委员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接，并把基层社会治理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和价值。
（三）依法治理，培养法治素养和规则意识。一是培育居民参与的宽容感。避免参与中的过激行为，引导大家尽可能地采取制度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是采用极端的行为，对一些问题的解决给予必要的包容，包括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程序和时间，以及对处理结果的服从。二是培养居民参与的道德感。要引导居民在自治行为中遵守法律的规定，不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维权的同时不对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三是培养居民参与的责任感。要对居民自治主体意识行为进行引导和教育，及时疏导公民的情绪，让居民在合法有序的适度自治参与中充分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尊重居民的正当权益提升其对社会的责任感。
篇三：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基层党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党的???以来，党中央?度重视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作的引领功能。国家领导?指出，党的?作最坚实的?量?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最突出的?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党建?作。?个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个个战?堡垒。基层是党的?作的最坚实的?量?撑，是我党宣传主张、贯彻党的决定、推动改?发展、团结动员群众的主阵地，同时也是民?问题和社会发展的?盾突出点，只有做好基层党建，才能有效的进?基层治理，保持住基层党建的主阵地，才能真正的改善现有的?些问题，抓住问题的根源，进?根源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有?的推动基层治理难题的全?破解。对于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我们要不断的对基层治理体制机制进?创新和完善，不断的深化改?，进?试点?作，让基层党建的基础坚固，让基层党建作为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各地区都在基层党建?作中进?着有?探索，?论是简政放权，还是“办事?次成”，促进治理资源的下移，释放基层党建的引领?，是有效的进?基层治理的新思路，把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战?堡垒作?充分发挥出来，就能释放基层党建的引领?，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党的?作最坚实的?量?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最突出的?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我相信通过我们不断的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基层党建的引领?，就?定可以推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基层党组织更好的服务?民群众，提??民的?活?平，增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篇四：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锦江实践：统筹实施三大改革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成都市编办
锦江区编办
【期刊名称】《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
【年(卷),期】2014(0)【摘
要】2008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在全市率先实施了以转变街道职能为核心的体制机制创新,开展了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核心的街道体制改革、以突出社区居委会自治为重点的社区体制改革和以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影响基层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总页数】2页(P27-28)
【作
者】成都市编办
锦江区编办
【作者单位】成都市编办
锦江区编办
【正文语种】中
文
【相关文献】
1.深化改革统筹施策聚力破解大学生征兵工作难题2.用城乡统筹理念破解“三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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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市以党建"组合拳"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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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治理·//43有效沟通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白翠芳摘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重心，呈现出从基本维稳到政策执行，再到促进美好生活的阶梯式转移。加强政策沟通的制度设计可为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解决提供一条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径，而通过沟通技巧的运用则可提升基层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通过有效沟通化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沟通；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632文献标识码：ADOI：10.13561/j.cnki.zggqgl.2021.02.01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目标中强调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层社区防控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和新要求，进而要求领导干部通过加强政策沟通的设计、增强沟通技巧的运用等途径，将法规政策之“刚”和有效沟通之“柔”相结合，刚柔并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车管理和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治理类包括道路交通、垃圾站设置、广场舞扰民和城市规划等更广泛的城市治理内容。“不出事”的维稳逻辑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但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消极被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治理的作用最大化。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关乎相关政策法规执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感知社情民意和解决矛盾问题的“第一站”，其政策执行和服务促进功能的发挥应得到更多层面的重视。其中，政策执行尤其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应给予更多关注的目标方向之一，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抓落实能力的题中之义。一、基层社会治理矛盾新特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重心，呈现出从基本维稳到政策执行，再到追求美好生活的阶梯式转移。这既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反映，也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矛盾在发展中产生、在发展中解决的特征。基层社会治理矛盾事件可大致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拆”字类、社区治理类和城市治理类。其中，“拆”字类包括拆迁、拆违、文物腾退和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等，这类事件中的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搬迁和赔偿等问题上；社区治理类主要包括物业管理和社区建设等社区活动中的矛盾，如物业费收缴、停二、加强政策沟通设计政策法规具有绝对的刚性，但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法规的落地执行。政策沟通是一条规范化的柔性之路。加强政策沟通的设计，一方面有助于从源头预防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发生和激化，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矛盾提供一条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径。（一）扩大政策沟通的广度和深度基金项目：2019年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政策沟通视角下我省政府数据开放路径研究”（编号：A20190102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
44//《中国国情国力》2021年第2期｜总第337期实践中部分居民对关乎切身利益的政策不熟悉不知晓，以及对基层政策执行和诸多服务工作的不理解，意味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策沟通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加强。1.补齐政策营销的短板[1]。将互联网等媒介渠道与社区宣传相结合，围绕政策益处和行动要求进行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沟通，从而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基层理解。2.加强法治手段的运用。法治为解决社会治理矛盾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大部分群众都有较强的尊法守法意识，只是对政策法规的知晓以及获取和使用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强普及和应用。3.争取最大范围的知情和参与。在一些基层社会治理矛盾事件中，往往对于“多数人的意见”即“代表性”的问题存在争议，即使符合相关法定程序的“过半”或“三分之二”的要求，但仍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争取剩余“少数人”的支持配合，实现最大范围的知情和参与。（二）提升政策沟通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政策法规的执行有赖于基层领导干部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准确理解及向群众正确有效地传达。其中，准确性和时效性尤为重要。1.对政策对象的理解偏差给予及时准确纠正，确保政策被全面准确接收。实践中，由于政策对象的理解能力及额外诉求等因素会导致其对政策理解存在一定偏差，这就需要在统一的政策宣传基础上，进行深入沟通以消除认识偏差。2.对政策对象的诉求给予直接准确的答复。要求领导干部用政策法规底线直接准确地回应不合理的诉求，要避免委婉但不够清晰的表达以及“向领导请示”的拖延陷阱。3.重视政策沟通的时效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要追求效率，过程过于持久也容易导致沟通的间断或因为工作人员的变动造成沟通障碍。同时应保证政策沟通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过程中的一致性，避免因不一致而出现的不认可和不信任。（三）搭建多元开放的沟通平台基层社会治理矛盾沟通中，要积极搭建个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可信平台，并将这一平台机制融入到常态化政策沟通中。1.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到位。政府部门以负责的态度解决问题是实现沟通和化解矛盾的基础，“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式的治理创新仍需向业务协同导向的制度化沟通深化，“整体政府”的理念有待从“只进一扇门”的政务服务领域向基层社会治理延伸。2.形成一个开放强大的城市沟通团资源平台。一方面组建包括律师、城市规划师、心理咨询师、媒体评论员和人民调解员等多元强大的常任城市沟通团。另一方面可根据需要吸纳相关专家及拥有成熟的治理经验的基层工作人员等支持资源加入沟通平台，很多矛盾的解决办法都来自其他领域的成功治理经验，“现身说法”具有着较强的说服力量。3.促进沟通对象的组织化。基层社会的组织化有利于沟通效益和效率的提升，也是现代社会自身发展的方向。如小区业委会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这一现代社区转型中的普遍难题，在2020年新实施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中得到了回应，《条例》首次提出可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临时补位，同时有效促进社区组织化的“党建引领”模式也被明确推广。三、增强沟通技巧的运用提升沟通协调能力对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主体、能力等路径[2]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整体完善政策沟通机制设计的基础上，可通过增强沟通技巧的运用助力基层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治理矛盾的化解和共同体的形成。（一）强化深度沟通的基本共识为保障深度沟通的顺利进行，需要在沟通开始以及过程中反复强调一些人民群众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共识。1.明确问题导向，并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法。拒绝沟通以及只提问题而不去积极推动解决只会造成矛盾的深化，对各方均不利。2.遵守自由表达、相互尊重、耐心倾听等文明准则。保障各主体充分表达诉求和想法的基本权利，避免固步自封或吵架式的互相指责。3.在法、理、情以及自治、共治等各层面明
·治理·//45■玉振金声｜陈宝林/摄晰各方享有的权利和需履行的义务，用共识凝心聚力，进而促进坚守法规底线、遵守自治公约、贡献共治力量的共同行动。（二）引导“向前一步”的沟通节奏在沟通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引导，使得沟通节奏始终围绕推进问题的解决进行。1.准确聚焦矛盾问题。在沟通的开始，矛盾主体都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因此要在了解事情经过的基础上准确定位矛盾问题，使沟通重点聚焦到矛盾问题的解决上。如此一来，既有助于问题诉求定位和解决方案制定的清晰化，也有助于避开情绪化的陷阱。2.群策群力推动解决方案形成。沟通中，工作人员以及沟通团专家不仅要在解疑释惑和规劝说服上发挥作用，也要为解决方案的制定提供可行建议，只有不断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创新解决方案，才能化解矛盾。3.用“预期收益”淡化“沉没成本”。在一些矛盾问题中，人们往往囿于“沉没成本”而止步不前，这就要不断强化清晰可见和更加重要的“预期收益”，增强“向前看”的思维意识。（三）加深情感纽带的联结基层社会治理矛盾往往涉及“本分”和“情分”问题，其治理中除了坚守法规底线、做好本职工作外，领导干部还需要用“深情”来充当矛盾化解的润滑剂。1.主动及时的沟通互动是情感联结的基础。虽然大部分矛盾事件中的基层领导干部都做到了尽职尽责，但与群众主动及时沟通的意识仍需加强，要以基层社区和街道为桥梁搭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为建立治理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奠定基础。2.重视和满足群众情感需求。一方面在一些矛盾事件中，群众的情感诉求已然超越了利益诉求，如对政策规划制定合法性的质疑、对政策执行公平公正的要求等，这些人之常情的情感需求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满足。另一方面公开表达的大众情感倾向也是促使矛盾主体态度转变的有利因素。3.促进信任和亲近关系的建立。一些矛盾没有继续深化，往往得益于基层工作人员的多次沟通协调，而且在这一过程已促使沟通人员和各矛盾主体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使当事人充分地得到了被重视、被尊重的情感满足，用信任和感情弥补了沟通鸿沟、化解了矛盾冲突。参考文献：[1]李燕，母睿，朱春奎.政策沟通如何促进政策理解？——基于政策周期全过程视角的探索性研究[J].探索，2019（3）：122-134.[2]丁菲菲.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20（9）：37-39.■编辑：齐美娟
篇六：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
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
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
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
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社会救助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基层社会救助逐步扩展到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临时救助、低收入困难群众帮扶与救助等业务，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完善；但从基层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仍然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社会更加公平的实现。
一是资金来源单一，救助广度深度受限。近几年来政府和慈善方面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虽然逐年见长，但是需救助的人员涨幅大于资金投入的涨幅，加之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社会筹资渠道少、数量小，来源较为单一；由于资金少，救助标准仍然较低，被救助对象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二是标准制定固化，救助公平公正受限。将家庭收入作为主要的确认标准，没有考虑家庭的刚性支出，致使许多家庭收入高于救助标准，但家庭刚性支出过大的群众无法享受国家应有的救
助；将有无赡养人作为特困供养的确认标准，缺不考虑赡养人的赡养能力，造成一些有子女，但子女物质条件不高或者赡养能力差的老人无法纳入政府救助范围。
三是项目实施单一，救助体系完善受限。我国当前虽然建立了以生活救助为主，生产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和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为辅的基本体系，但在具体实施中主要还是单一的生活救助，重在保障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其他专项救助仍徒有其表，救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还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下列三点建议：一是扩宽筹资渠道，增强救助的广度深度。建立专项基金，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募捐，把社会救助的蛋糕做大，提高救助标准，确保救助对象接受救助后生活能得到明显改善。二是科学制定标准，强化救助的公平公正。建立复合型的救助标准，改变单一的以家庭收入，赡养人情况为主的救助标准，根据家庭实际收入情况建立复合型的救助标准，实现应保尽保更加公平公正。三是全面实施救助，完善救助的体系建设。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实施救助工作，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和更多得困难现象得到救助，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问题1：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编制少、不专职。
在乡镇，分管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无法做到和人大主席、纪委书记一样专职，抓党建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保证。乡镇基层治理办、组织办、党校等机构没有实体化。人手少工作量大，乡镇班子成员不想分管组织工作，年轻干部不想成为组织员，优秀干部不想进入区委组织部。
问题2：机关党建工作弱化。
个别机关党组织设置不够规范，如职能变动，没有及时调整，个别支部党员已不足3名，但还继续保留，不能开展正常的组织生活。机关系统党委虽有建制但没编制，从事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干部都是牵头单位的业务骨干兼职，造成缺少时间和精力去抓党务工作。有的机关党组织找不到以党建促业务的抓手，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两张皮问题，党建与业务难以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问题3：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薄弱
两新党组织覆盖率低，组建党组织数量少，部分两新组织以经营业务为主，且少有管理层人员担任党组织负责人，因此对党建工作不够重视，平时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没有固定的党员活动，三会一课不健全，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缺失，党组织形同虚设。
问题4：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村支部凝聚力不强
从目前我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现状来看，文化程度总体不高，做经济工作的经验也不丰富，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尤其是缺少懂经济、有头脑，有拼劲能够带领一方群众致富的领头人，导致村干部威信不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不强。
建议1：科学配置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编随事走，与编办联合发文增加基层党务工作人员编制。从精神上、物质上、政治上多关心关爱基层党务干部。
建议2：严格对照党章，按照科学管理、有效运行的原则规范机关党组织设置。机关系统党委班子成员可以由改非领导职务且熟悉党务工作的干部担任，专门从事党务工作，解决有建制没编制问题。出台《机关党建工作考核评议办法（试行）》，每年对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此外，每半年开展1次机关党组织抓党建工作的专项督查，促进党建工作目标有效落实。
建议3：通过单独组建、挂靠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加快两新党组织组建步伐。对两新党组织的班子管理、组织建设、党内生活等工作建立规范化指引和量化考核办法，加强监管，逐步把党建工作转向具体化、制度化。
建议4：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纳入镇党委书记和农村基
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强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责任意识，集中投放人力、财力、物力，推动形成一批集体经济示范村和明星村，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从机关、企事业单位精准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助推精准扶贫，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篇七：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多措并举破解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作者：鄯爱红
孔祥利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8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公共需求不断变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和公共性的生成、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已成为国内不同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我国超大城市在社会构成上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结构并存的特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突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所引发的人民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和变迁的要求。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应以化解矛盾为重点，构建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
一、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直面“三大变化”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变化与治理方式方法不适应引发的矛盾。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管理者，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直面已然变动了的社会治理实践及其挑战。积极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治理基础变化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当前需要直面以下“三大变化”。
1.民众公共需求的新变化
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地方治理中的体现，是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治理方式之间不协调矛盾的体现。具体地说，是城市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追求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政府利益平衡意识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个体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与基层政府“为民作主”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价值日渐多元化与现代政府“标准化的政策和程序”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基于“治理绩效的有效性诉求”，还是基于“政策认同的合法性诉求”，增强基层政府对多元化、差异性需求的回应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超大城市治理的显著特点在于，社会流动速度快、利益结构和需求结构分化程度大、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差异大。识别、整合和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发挥好不同群体的参政议政作用，是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2.大城市功能提升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具有集中汲取公共资源的优势及吸纳国内外不同层次人群的磁场效应。长期以来，与人口大规模集聚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其中就内含“人口发展格局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功能相匹配”的人口结构调控目标。大城市功能的提升必然要求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和方式方法转型，这对基层治理构成挑战。以北京为例，作为首都，北京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陈旧的古都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和治理方式面临深刻调整：一是城市自身转型升级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直接、更高的要求；二是“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使首都社会治理创新的任务更重、标准更高；三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北京副中心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
3.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是知识精英、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也是被国际舆论关注容易引发全球话题的区域。媒体的宣传职能在加速地向监督职能转化，对超大城市政府构成严峻挑战。目前，政府要适应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进行决策和管理。政策制定和执行既要广泛听取来自网络和民
众的声音，也要保持必要的定力。政策出台前要进行充分的民意调查、了解不同群众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情绪引导，一旦执行就要坚决有力。受城市规模、经济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超大城市还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国际影响力，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每一个政策与政策的执行都要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因此，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更须在系统思维框架下求解，在体制机制层面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协同性和联动性。
二、破解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途径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和2017年两次视察北京，对北京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指示。同时，在2014年和2017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市社会治理作出指示，提出上海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希望上海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为了把城市建设成和谐、有序、宜居的城市，各地区都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如北京、上海、广州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提升行动。通过专项治理，可以使城市的面貌得到快速有效的提升。但是由于超大城市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需求多样，每一个行动都会涉及众多人的基本生存和利益格局，处理不慎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因此，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专项行动应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建立基层社会治理长效机制相结合，特别是要注重在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下功夫，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率，防止和减少突击性专项治理而带来的“后遗症”。
1.“落一子，活全盘”，以法治思维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能否以理性、法治的手段推动良好秩序的形成。当前，基层政府面对的问题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难题。破解该类难题，不能简单用人治的方法解决，而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矛盾，避免产生新的难题。
在认识上，一是要破除“法律工具论”的误区，认识到古代“以法治国”和现代“依法治国”有严格区别。前者将法律置于工具地位，后者重在强调法律依据；二是要破除“非法治时代遗留的历史问题就得用非法治手段解决”的误区。非法治时代遗留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也可以用法治思维去解决。
在实践中，应对社会治理中的难题进行分类管理。对于尚无法律规定的新生问题，通过程序性的规定来解决，同时制定和完善实体性立法。对没有法律规定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根据“老问题”的不同性质制定差异化的“新规”。在制定“新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情和人道的因素，采用“协商自治”的方式。以群众上访为例，针对合理不合法的诉求，要尽力帮助群众解决；针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则要坚守法律定力，不能为息事宁人而破坏法律的刚性。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塑造民众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2.“同方异法，刚柔相济”，以德治情怀推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关系
有效及有序的城市治理取决于城市内部的协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的达成。整治“城市病”和“社区病”，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都是旨在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和人居环境，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虽然动机和目标是好的，在实施过程中，也需注意策略和方法，注意民众的实际困难、情绪和接受度。同样是执法，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应采用不同的方法。法律依据充足，但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态度和方法，也会因态度僵硬、方法不当而影响工作成效，甚至引发重大矛盾和冲突。
以德治情怀推进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关系，在认识上，要破除“德治就是用特事特办的人治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误区。在实践中，不能以道德关怀影响法律的权威，也不能因为有法律依据就不注重态度和方式。既要坚守法律的刚性，又要注重事先的舆论引导和事后的道德救济，把德治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去做。
首先，难易结合、先易后难，争取群众对政策的认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宣传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政策执行，除了要考虑有形、可量化的政策目标外，还要关照到道义和情感的认同。情感的认同度是关系到政策是否顺利实施的重要方面。
其次，先引后堵，由松及紧，争取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民众对政府的认可，不仅源自政策结果，更来源于政府行为的恰当性。同样是违规自建房出租，可先制定出租房相关的煤、气、电的使用标准，参照标准检查摸底，对于通过整改可以达标的租住房提供服务，助其整改，给予一定的缓冲时间拆除；对于整改后依旧不能达标的则严格执法拆除。先引后堵，从而为坚决拆除有安全隐患的违建赢得道义支持。同时，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等工具，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最大限度上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接受。
最后，导之以礼，齐之以德，争取群众对城市公共文化的认同。比如，北京市一些基层政府将街巷文化纳入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红色文化挖掘、社区口述史整理、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建造乡情村史陈列室、举办各类文体活动等措施，构建新型的熟人关系，增强了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急事缓办，大事细做”，以精治的方式破解城市管理中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这既是对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城市管理者的内功要求。政策执行要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模式，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首先，事缓则圆，即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急于求成。环境整治是切实改变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但欲速则不达，应遵从急事缓办，分类而治的原则把工作做细做实。以北京市“腾笼换鸟”政策为例，在未确定能引入什么“鸟”的情况下，应充分做好前期的调研和摸底工作，不仅要给“腾笼”一定的时间缓冲，还要预先做好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劳动力的培训、就业指导和转岗工作。
其次，问需于民，即使是为民众提供服务，也不能一厢情愿。如为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的有机耦合，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在社区实行“1+3”协商模式。“1”是指社区自治委员会这个平台，“3”是将社区事项划分为公共事、小众事和难办的事，三类事情分而治之。公共事由政府主导解决，小众事由利益相关方商量解决，难办的事根据事件性质共同协助解决。东坝地区通过“问”的方式创新，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准。
再次，大事细做，越是重大的事项，越要在细微处下慢功。基层城市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有序推进。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健全智慧服务管理体系，对“民情、民意、民难”，进行及时汇总、分类、筛选和研究，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突出专业化指导，又要改变以往大而化之、模糊的政策范式，代之以问题导向、借鉴中医“精准施药”的理念，使城市管理尽可能地体现细致、周到和善意。
4.“搭建平台，协商自治”，以自治理念培育和提升民众自我管理能力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位，既是政策落实点、组织落脚点，也是社会利益的交汇点和矛盾的集聚点，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城市治理。如
北京市很多社区治理难题都是通过培育公民自治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自治的方式解决的。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探索，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社区“议事厅”或“议事会”模式，主要是通过规范和健全居民参与程序、机制，围绕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或社区发展的重大事项加强议事协商，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二是以空间利用与关系构建为理念的治理模式，主要是顺应城市“陌生人社会”治理及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的趋势，强化文化的统合作用，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三是“大调解”模式，适当引入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为第三方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用，实现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四是借助微信群等手段，实现线上和线下互动的治理模式，进一步拓展和便捷居民参与渠道。
5.“百姓点菜、多元供给”，以共治的方式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坚持政府主导和发挥市场、社会作用相结合，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升民生保障和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依托“一刻钟服务圈”、各类便民服务中心等，很多城市已经初步打造了相对完整的民生领域的空间体系和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全面下沉。它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精准了解群众需求，以多种方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养老、社保、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并且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一是发挥驻区单位的作用，如北京市西城区建立了区域化社会服务治理全响应模式，大力推动驻区单位资源开放，推进居民需求与社会资源有效对接，实现政府、驻区单位、居民三方共赢；二是发挥社区志愿服务的作用，北京市海淀区部分街道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划出社区互助式便民服务功能区，推动党员和社区积极分子志愿服务，涵盖了理发、社区清扫、助残、居家养老等项目；三是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上海、深圳等部分街道企业资源和社会组织发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带动服务升级。不同街道社区，根据自身特色盘活当地资源，让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精准和便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指明了方向与思路。基层治理中的“五治”并非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五治”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关照的五个维度。
（作者：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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