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
建成空间环境；
完整社区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再一次将快节奏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回归到对城乡公共健康问题的审视，促使人们反思城市治理体系和应急防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反省人民基本生存健康得以保障的背后，即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对居民生活环境及生活模式的重要影响，剖析疫情的快速传播与城市建成空间环境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化遗留病症和健康挑战，警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及城乡居民急需对现代健康城市系统进行再认知。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优化健康服务和建设健康空间环境成为人居环境质量保障和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迫切需求。”同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全国爱卫办关于开展健康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市在内的全国38个国家卫生城市(区)作为健康城市建设首批试点城市，并强调“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充实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文化和健康人群‘五大健康’的具体内容，完善政策措施；
探索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工程建设以及全民健康管理工作模式”。2019年12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城市建设，建立绿色城市建设的政策和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完善城市建设管理和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相较于“卫生城市”，健康城市因其综合与多维特征，则更注重对社会、环境及人群三者健康状态的衡量(图1)。其中，社区建成空间环境是居民时空行为与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载体。本文尝试以市井文化传承载体“农贸市场”为切入点，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科学配置和基层社区生活圈的健康组织模式，探索面向未来健康城市的社区建成空间环境治理途径和组织机制，旨在为营造健康完整的社区提供科学合理的基础支撑。
2.1农贸市场功能变迁与供给需求转型。农贸市场与城市雏形的出现几乎同步。农贸市场的由来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神农氏“日中为市”的早期商业集市萌芽形态(仅限于生活剩余物质之间在特定时间、露天集市场所以物易物的交换情景)，发展到先秦两汉时期即出现官府管理的集市，规定“市内店铺、摊贩按经营商品种类分别排列，呈列、肆、次、列肆、市肆或市列”，后有北宋时期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前行，房屋更为密集，人烟如云，大路旁搭建草棚和支有大伞，各行各业一一排列”的繁华景象，至此已初步形成当代农贸市场的雏形，市井生活亦围绕集市场所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加快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迫使原有以露天集市形态为主的交易方式和传统社交空间逐渐被马路市场所替代(简易钢棚可供商贩遮风避雨，形成经营时间相对固定的城镇商贸繁华区)。但自由的商贸交换空间和低准入管理方式，导致市场的卫生条件恶劣、游摊散布、占道经营和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传统钢棚市场和市中心传统老市场的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农贸市场整治工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标准化、模式化、连锁型的新型市内市场样式(可供多样选择服务需求的产业链式大型“农+超”市场、批发市场、便利店和菜店等功能性公共空间)，尤其是城市级农贸市场，呈现地理位置优越、跨街区服务等特征，如伦敦塔桥附近的boroughmarket(1.8万平方米)，东京银座附近的筑地市场(23万平方米)，荷兰鹿特丹市中心菜市场，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三源里菜市场以及距离武汉汉口站仅400m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市级公共服务设施)等，均与老城区广场相邻。不难看出，农贸市场的发展受到主要政策、经济和交通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商业地点选择。那么，面向未来的健康城市规划，社区建成空间环境营造中农贸市场如何传承延续属地文化，实现功能服务与供需转型，并构建绿色安全的社区服务生态链成为当下政策的新焦点。2.2农贸市场与城市交通网络、住区、商业环境等建成空间环境的关系。农贸市场作为社区建成空间环境中重要的功能性空间和社区居民“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的依赖型配套服务设施，在区位便利性、服务配套及商品定位上均具有突出的优势。农贸市场购物环境的提升与体验需求的上升，使其自由式和社交性特征得到进一步放大，逐渐成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的“社区交往中心”。本文尝试从农贸市场这一特殊的社区建成空间场所入手，针对某市22处(其中市区级3处、社区级19处)农贸市场进行研究(图2)，分析其与城市交通网络、住区、商业环境等建成空间环境的关系，进而更加清晰地认知公共卫生事件下其作为商业服务业设施在配置和布局方面需要重视的问题。通过分析某市农贸市场与区内交通网络、住区、公共绿地和基础设施的相关关系，得到以下结论：①从空间布局角度看，区域农贸市场分布不均衡，主要呈现以地铁站和中学为中心集聚，农贸市场服务设施南北两极过剩而中部缺失现象严重(图3)。②从交通需求关系的角度看，运用空间句法轴线模型对该区域城市进行道路分析，结果显示南北两极农贸市场分布密集区的城市道路网密度明显优于中部区域(图4)，呈现路网密度越高、便捷性越强，设施分布越集中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设施对城市交通路网密度依赖度较大。此外，设施点与地铁站点匹配度较高(达到72%)，间接“扩大”了农贸市场设施服务半径和人群，丰富了居民到达农贸市场的交通选择。③从客群服务角度看，农贸市场设施布局与住区分布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并呈现出住区包围农贸市场的“围合”关系，“供—需”结构关系明显；
通过以农贸市场为中心构建“10～15分钟生活圈”步行适宜性缓冲区发现，该区域农贸市场服务设施覆盖率基本满足住区居民日常需求。但社区居民出行频率较高的公园、广场等目的地，在空间分布上并无显著关联(图5)，一定程度上反映社区居民主要行为序列受空间资源配置的影响较大。④从市场竞合角度看，该区域除农贸市场外的商业服务业设施分布呈现南部“团块状”集中(围绕中心商务区及中小学)，北部“网络状”延展(围绕办公服务区及交通枢纽)，中部以办公、住区为核心“点式”集聚，总体呈现社区商业网点向农贸市场设施“核”集聚的态势(图6)。整体来看，该区服务设施活力中心主要位于片区南部及地铁站南侧，活力中心热力度分布与农贸市场空间配置相一致，并反映出设施的复合程度越高，热力密度越强的特征。城市和社区服务设施的有效整合，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多元、便捷的服务。但与此同时，设施的高集聚趋势与自由式组合给本已相对平衡的社区建成空间生态环境带来了健康挑战，尤其是农贸市场、宠物收纳中心和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等设施。健康的社区建成环境营造需要与人的空间行为序列相契合，巩固公共卫生安全的底线并留有弹性。2.3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与微观。居民行为序列的空间关联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路径可基本划分为必要性活动、选择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不同年龄层次人群在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使用行为方面存在差异，青少年学生族与老年人群对社区建成空间环境的路径长度依赖度较高，而中青年上班族则对社区建成空间环境的路径尺度和功能要求更高(图7)。健康以建成空间环境为基础，存在时间维度，需要把时间的相位思维在空间上做更多的细分展开研究，将社区静态建成空间环境与人的动态使用行为相结合，进而解析社区公共服务与使用主体的空间关联。为能更清晰地反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情况，本文以街区为分析的空间尺度，测算不同时空圈层内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的配建情况(表1)。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使用，要求在空间要素和非空间要素上均满足不同群衡量标准，致力于营造健康、安全的社区空间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个体节点与社区网络的良性互动。健康的社区应具有“物质性”(街道、建筑物、公园、农贸市场等建成空间环境)及“社会性”(赋予社区共同意识、友邻关系、公共利益以及建构网络，其是对社区精神与凝聚力的塑造)的双重建构性。而且，这一基本空间组织“结构”是一个不断织补、生长发育和链接城市网络的过程，不限于特定城市发展阶段或时间节点的既成状态(图8)，其需要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同优化，并结合公共服务设施“千人指标+服务半径”的规划基本参数，系统配套。体的日常需求。从社区“5、10、15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应配置与实际配建的项目配建率测算可知，目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配置策略仍是以自上而下的专门化模式为主，社区“10～15分钟生活圈”内设施配建相对齐全、功能丰富，出行便捷性较高，基本满足区域配套服务需求。但各圈层均缺少多功能运动场地或绿地开敞空间，此类设施不但是居民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休憩场所，而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将成为重要的预备和弹性空间。城市绿地开敞空间的发展方向应以公共卫生健康为目的，向规划理性化、布局多元化、空间开放化和结构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此外，社区“5分钟生活圈”内设施配置普遍滞后，供给管理缺乏与社区需求层面的互动反馈，社区作为城市健康防控最基础的服务单元，城市治理的重心和基础配套资源应向街道社区普及与下沉。
(1)完善社区的基本空间组织结构。社区是健康城市的基本空间组织单元和社会基础服务单元，其建构应秉承“健康管理”理念，以时空可达性作为同时，为各类应急设施和场所预留足够的空间，共同建构社区的健康网络系统(图9)，进而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转。(2)设施需求供给重心向社区“下沉”。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基层服务系统的“大脑”，遵循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实现服务“下沉”：①位于镇驻地和城区范围的社区服务中心，应全面“下沉”服务；
②位于撤并镇驻地的社区服务中心，重点抓好为民代理服务；
③位于传统农村区域的社区服务中心，应因地制宜做好联络服务。同时，整合城乡管理多种资源，拓展和细化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包括提供行政服务、生产生活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及应急防控服务等功能，进一步扩大社区服务设施的覆盖网络。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供给的“下沉”应契合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路径，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使用社区建成空间环境的时空序列，针对现有设施的空间分布情况和状态，结合交通出行方式，合理规划和组织配套服务设施，形成“小集聚，大分散”的布局方式，进而适应不同年龄层人群在社区生活圈内的动线服务需求。例如，满足老年人群安全出行的“家—学校—娱乐(广场)—购物(农贸市场)—家”动线需求；
提供中青年上班族便利快捷的“家—公交车站—……—餐厅—商场—便利店—……—家”动线需求；
营造青少年学生族轻松愉悦的“家—学校—图书室—……—体育活动场地—便利店—家”动线需求等，系统构建社区“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健康体系，推动社区基础服务向社区“下沉”、网格延伸。(3)基层规划服务与实施模式转型。重视基层规划服务与实施模式的转型优化，转变传统“单向式”的基层供需服务方式，加强社区规划实施与治理，提升基层精细化管理水平：①构建“城市—区—街道—社区”的协同组织模式。充分利用社区作为城市基本空间组织结构的特点，整合包括外部团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保障团队(居委会、社区党员、物业、警卫与医疗人员等)、协助团队(基层机关干部、志愿者、责任规划与建筑师)及社区居民等力量，搭建社区自治管理协助平台，培养健康和谐的社区共同意识和友邻关系，全周期、全时段实施运营管理，共同缔造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社区空间环境。②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合理划分社区基础网络组织单元，加强对网络系统的维护和健康监控，将社区管理、社区共同意识、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安全统筹纳入网格化管理，并加强基层医疗、日间养护、社区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应急基础设施的配置，提升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和能力。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让快节奏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回归对公共健康问题的理性思考。农贸市场作为城市社区建成空间环境中市井文化传承的功能性空间和社区居民“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的依赖型配套服务设施，是未来社区生活圈重要的活力集聚中心。本文选取农贸市场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设施空间分布与微观时空行为序列的系统分析，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科学配置和基层社区生活圈的健康组织模式，并从空间组织架构、设施需求供给、基层规划服务与实施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治理途径和组织机制。旨在将健康城市这一理念渗透到社区建立、组织、治理、维护的始终，当是城市空间组织结构可持续发展与推进“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导向的真正体现。